作为一位有影响有风格的杂文家，蒋元明同志二十年来一直是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坚持笔耕事业的。至今他已出版了近十本杂文集，举凡人生哲理，青年修养，文化随笔，社会问题小品，均所涉猎，而且多有独特见地。其中尤以青年修养、人生哲理的短章很受青年读者欢迎。在商品潮涌、有些人心情过于浮躁之下，元明同志以其启人心智、庄重而又不乏亲切意味的杂文和随笔娓娓而谈，极易使人接受。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所做的，确是一桩难能可贵的精神奉献。
谈到风格，元明的杂文更有其值得称道处。我读他的文章，向不剑拔弩张、拉大架势以吓人，但也决不向读者端出无味无色无聊的温吞水。他的杂文，多有思想锋芒，有的也不乏犀利，但刃而有度，刺而不“损”，关键在于他行文运笔皆出诸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只为痛快宣泄某种情绪而不计伤及何处；即使对腐败现象和人心痼疾以戟刺，他也是为了疗治以利社会之健康和人心之匡正，在批评的尖锐乃至批判的严正中亦能使人感知他字里行间的热诚与温厚，在“眼里不揉砂子”的敏感中也不失适度的宽容。我认为，杂文也是应当有风格的，优秀的杂文家必定又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我们当然能够理解各种各样的杂文风格；而元明杂文的风格无疑是属于难能可贵的一种。
在语言运用上，元明的杂文也有其独具的特色。总的说来，与上述风格是相谐一致的。我尝听人说：杂文有杂文的语言。元明对于这种“杂文语言”，无疑用得是很娴熟的。但他的娴熟决不意味着“千人一腔”、“百年一贯制。”从他的几本杂文集看，他很懂得杂文的幽默，但他分明又力戒油滑。他诙谐起来从不失庄重，将所谓“亦庄亦谐”把握得很好。在庄重的同时，他的杂文语言运用得很活，甚至我觉得还可以说，“活”是他语言上的突出特色。这与上述风格中不拉大架势有关。他的文章读起来很自然，也不排除口语化，将口语糅在比较现成的“杂文语言”里，更显得有生气，利于表现某种具体色彩，加强了文章的表现力。
元明不久前出版的25万余字的杂文集《人生小品》（陕西人民出版社），我以为可以集中反映他近期杂文创作的走势、水平和风格特点，也是值得杂文爱好者重视和研读的一本好书。
这部《人生小品》，我觉得很“正”，读之可感到一种正风，一种正气，一种正人也正己的谐调，一种社会责任和个人情志比较统一的真实，总之，很真，而“真”则为“正”之始。这里我并不是说为杂文者只有自身修炼得至善至美了才有资格教化于人，但起码“己”与“人”这二者之间比较谐调，社会责任与个人情感二者比较统一，其文章读起来才比较舒服，也易于使人接受。譬如我读他的《毋忘那本》，从表面上看来，文章写得平心静气，并无大动肝火之处，但细品之，作者一腔真情浸透行间，爱国衷肠感染读者，真可谓教人者唯己真也。又如《舍身求法》，写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著名的和尚，而旨在崇尚不畏险阻锲而不舍地对真理的追求，促人奋进。
这本《人生小品》，也很富于文化品位。说到文化品位，似乎不是什么新鲜词儿。近年来哪个行当里都出“文化”，写杂文随笔的旁征博引，好像也已成为惯例。但我以为元明杂文随笔之文化，非“掉书袋”之谓，亦非“玩资料”之谓，更非“临时抱佛脚”之充塞堆砌。他之用事引例，显见出平时库存积累，而用时信手拈来，因而显得很活，很准，很精，使人读来恰到好处，不唯知之理，同时也增识，补己之文化库存。不论古代之晋武帝、曹操与鲁肃、明太祖朱元璋，抑或是近代的康有为和当代的热点人物，都用得很活，而且每能出新。纵然是反面的人物和不愉快的事件，经他提炼生发加以翻新，都可以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命题，故尔我认为他善于在平易中创出高品位。这与他的杂文基本风格又是一种可贵的统一体。
我还觉得《人生小品》读之有一种轻松的妙趣。这与他的格调之“正”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达到了自如的融合。我们读《武松的吹》，读《“弼马温”的改革》以及若干富有机趣的短文，能在轻松之余获得一种妙悟。这种机趣与妙悟来自于作者独具慧眼的发现；否则，如果仅是从大面上一般化论理，则只能使读者感到“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看来，这里的妙还是来自于新，陈旧的重复是妙不起来的，当然也不可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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